第二节 造梦师(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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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叫马……”赵红兵还真不知道他叫马什么。

“你就看看你们这帮人,成天混在一起,连大名叫什么都不知道。”管教说得有些轻蔑。

“我们怎么了啊?”赵红兵又烦了。

“好好干吧!”管教没答应,也没拒绝。

赵红兵回到号子里,跟大家说:“不服的,可以上诉,刚才管教说了,好好写材料,都有机会。”

出乎赵红兵意料的是,几乎所有的人都表示不写,只有那卖K粉的老桂觉得自己判得重,必须要写。

钱三说:“写啥啊,我这已经是最轻的了,再上诉一把,说不定给我加几年。”

李晓强说:“家人都活动过了,我早就知道大概是这么个结果,早下劳改队,早点得分,早点减刑。”

老七说:“家里没人没钱的,上诉有什么用?那些上诉改判的,哪个不是家里有钱有势的。”

赵红兵倒真不关心这些人是否上诉,他最关心的就是那贩卖海洛因的死刑犯“老海”。

赵红兵发现这个老海的确和别人不一样,也和别的毒贩子不一样。他几乎从来不主动跟任何人说话,也从来没有任何人给他卡上打过钱,他一直连烟都没有。而且,看样子他也不吸毒,看守所里那些难以下咽的饭菜,他吃得津津有味。

赵红兵知道,越是像这样的蔫人,被判死刑以后越容易犯事,自杀和报复仇人都有可能。

赵红兵故意溜达到了老海跟前:“上诉不?”说完话赵红兵才想起来,这可能是他进了这个看守所这么多天来,跟老海说的第一句话。

“不上诉,哪有钱去请律师。”老海的眼中没有任何光彩,拿着判决书发呆。

“刚才不是说了吗?有法律援助。”

“法律能援助我?法律是援助你们这些有钱人的,那些律师,也都是给你们这些有钱人打官司的。”

赵红兵被这句话给噎住了,想了想,说:“把你的案子说来听听呗,或许有得缓,你这样的罪,有时候可判可不判。”

“是吗?”老海的眼神中多了点光亮。

“是。”

几句话聊完,赵红兵的直觉告诉自己,这个老海,绝不是一个丧心病狂的毒贩。无论是谈吐还是眼神。赵红兵见过的坏人太多了,谁好谁坏,一眼就分得清。

接下去,赵红兵跟老海的聊天,证实了这一点。

这老海就是本市人,但他是农村的,他和那侵犯幼女的一样,是农村的民办老师。虽然说民办老师收入很低,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收入都不足100元,但是毕竟在农村里很受人尊重,人人都高看一眼。整个村子里的年轻人,几乎都是他的学生。谁家婚丧嫁娶,上台说几句话写几个字的,都是老海。

不过,老海最骄傲的,还是他的儿子。他的儿子虽然不是村里唯一考上大学的,却是唯一考上重点大学并且读了研究生的。儿子从小到大没让人操过心,上了大学都是半工半读,毕业以后,在外企里工作,月薪上万。每次过年回家,都给家里扔个万儿八千的。老海从来不花这钱,给儿子攒着。但是,可没少跟乡亲们炫耀。

老海觉得自己这一辈子也该知足了,虽然为国家贡献了这么多年青春去教书育人没得到应有的报酬,可毕竟自己把儿子培养出来了,这就是最大的报酬。

可是,去年连续发生了三件事,把老海平静的生活完全打乱。

第一件:前年春节,老海的儿子带着女朋友回家。回到城里之后,俩人就分手了。虽然老海的儿子什么都没说,但老海十分清楚为什么分手。人家女孩知道老海家穷,可万万没想到有这么穷。这么穷的人家怎么在北京买房子?儿子虽然在北京挣钱不少,可攒出个首付来得猴年马月?没房子怎么结婚?不结婚怎么耗得起青春?老海打听了一下北京的房价,一声长叹:就算是把自己的骨头渣子都卖了,也不可能买得起。

第二件事:去年夏天,由于现在出去打工的人越来越多,村子里的孩子越来越少,所以老海所在的小学被撤销,国家一次性买断工龄,给了几万块钱补助,这是老海干了一辈子换的钱。老海挺不情愿地放下了教鞭,可毕竟手里多了几万块钱,老海满心欢喜地想去汇给儿子,让儿子在北京买房子。哪知道,天有不测风云,大事来了,也就是第三件事。

第三件事:老海的老婆忽然查出得了乳腺癌。现在城市里上班的得病都没钱治,何况老海这样一个农村家庭?在北京做个手术,还没等化疗呢,老海补助的几万块钱就花没了。还好,老海有个争气的儿子,一直让老妈在北京住了三个月院。这三个月院住完,儿子毕业后几年的积蓄也花光了。此时,又发现,老妈的癌症扩散了。

儿子出去借钱的时候,老妈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自杀了。她明白,再治,结果也是个死,只能让老公和儿子背上更沉重的债务。自己已经没法再给家里创造价值了,那就少给家里糟践点钱吧。

爷俩儿给她送完葬,又欠了乡亲一大笔钱,儿子回到了北京继续工作还债,老海回到家看着荒芜的农田望洋兴叹。老海除了能认识几个字教点小学生外,几乎什么农活都干不了,以前家里的农活全是老婆一个人干,如今老婆没了,这地也没法种了。老海干脆把地全包了出去,一个人跑到了北京。

这次到北京,老海连儿子都没通知,他觉得家里已经够拖累儿子的了,自己不应该给儿子再添麻烦了。结果,找了一个礼拜的工作,啥工作也没找到,连看大门,人家都嫌他老。老海明白,自己要是再在北京待下去,纯粹浪费钱呢。所以,就买了张火车票,黯然回家了。

在火车站,老海遇见了两个老乡,确切地说,是他两个曾经的学生。这俩人是表兄弟,以前在学校是出了名的调皮捣蛋,可现在,居然衣着光鲜,精神抖擞,看样子混得不错。

在火车上,这表兄弟对老海的遭遇深表同情,在市里的火车站下车以后,这表兄弟俩给老海留了电话:你是我们的老师,你儿子又是我们从小一起玩到大的,你现在处境这么差,有事儿就给我们兄弟俩打电话,我们怎么也得给你个活路。

其实,他们要给老海一条死路。

几天以后,老海打了电话,表弟来见的他。先是云山雾绕地说了一通当今社会不违法很难赚钱,又说了一通现在这社会,警察就爱抓吸毒的,不爱抓贩毒的,因为把贩毒的都抓了,那以后警察抓什么啊?

老海虽然在农村活了五十多年,可人还真不傻,听来听去听明白了:“你们,是想让我帮忙贩毒吧?”

表弟回答得很干脆:“对!你现在外面一大笔饥荒,书也教不成了,地也不会种,出去打工岁数也大了。干这个还有可能翻身,要是干别的,你等着饿死吧!干这个别的我不能保证,一个月三千五千的,总没问题。干上一年,你的债全还了,再干几年搞大了,一年千八百万都有可能。我们信任你,才给你这个机会。换了别人,我们能信得过吗?干还是不干,一句话!”

老海一口把满杯白酒干了:“干!”

老海明知道这事违法,可还真是不得不干。用表弟的话来说:不干违法的事,他这辈子是没法翻身了。他不翻身倒不要紧,他只是希望儿子能过得好一点,能过得幸福。起码,要给儿子在北京买个房子……

贩毒,来钱肯定快。这没得说。老海也分不清海洛因、摇头丸的区别,他大概认为是同一样东西。他认为,即使被抓了,也就是判个7年左右。

老海去年的确是流年不利,才刚干了不到俩月,就被警察给逮住了,人赃俱获。表弟更惨,开枪拒捕,被当场击毙。老海进了看守所才知道,自己犯的是死罪。

赵红兵问:“你一共卖了几次毒品?”

“三次。”

“赚了多少钱?”

“2700块。”

“查获了多少?”

“4两。”

“200克?”

“嗯。”

“加在一起卖了多少?”

“不到1斤。”

赵红兵心一沉。50克海洛因就能判死刑,200克算得上是数量非常巨大了。老海显然又没有对付公安的经验,肯定一问全都招了。本市毒品控制得一直不错,即使是吸毒,也多数吸点K粉什么的,扎针的确实不多,贩卖海洛因一下这么多的,那得算是大案了,要是老海没有重大立功表现,枪毙是必然的了。

老海问赵红兵:“是不是肯定得死了?我就说上诉也没用吧?”

“真不一定,你想想,有什么重要线索没有,你要是立了功,活的可能还是非常大的。”

“没了,都招了。”

“那还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你之前没有任何前科,只要你翻供,坚持自己并不知道包里放的就是海洛因,那么很有可能改判。”

“真的吗?”老海的眼中泛起了光。

“真的,你试着写一下。不为别的,你还想不想见到你儿子?”

“想!”

“那你就写!”赵红兵扔过了那本快被翻烂了的《刑法》。

老海认真地点了点头,眼神中又有了光彩。

赵红兵背过身,不忍看这个老海。赵红兵知道,自己现在干的事如果说得不好听,就是在骗这个老头儿,如果说得好听点,那就是“造梦师”。

这个“造梦师”不同于电影《盗梦空间》里那些给昏睡中的人植入想法的造梦,而是,要给活生生的即将赴死的人去造梦。造梦的目的没有别的,就是为了能让死刑犯在生命中的最后这些天,依然带有希望去活着。

开始时,赵红兵的确是怕这老海犯事儿,聊到后来,赵红兵也明白了:老海不可能干出格的事。现在赵红兵要做的,就是用希望去欺骗老海,让老海充满憧憬地度过人生中的最后一段时光。

这是人道主义精神。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又一个用希望编织的梦想中,正是这些梦想,激励我们前进,活着。

读小学、初中、高中时,家长总教育我:如果你考上了大学,那么你这辈子就有着落了。似乎考上大学,人生的奋斗就该结束了。当我千辛万苦考上大学准备放手大玩一场的时候,却发现,人生的奋斗还远远没有开始。先不说别的,各个等着抓我补考的老师就是横亘在面前的一座座高山。这些高山,都得一个一个地去翻。

读完大学,进入了工作岗位,在繁忙的工作中,很难找到自我。亲朋好友又会鼓励我说:好好工作吧,只要是在工作中站稳脚跟,那以后的日子更多的就是享受。当我终于在工作中站稳脚跟后,却发现高昂的房价让人难以企及,仅凭努力工作,不但无法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甚至连套房子都买不起。

但是,身边的亲朋好友又会编织另外一个梦想,让你继续前行。久而久之,我也学会了给自己造梦。没梦想,没未来,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赵红兵所做的事,就是让老海在最后的日子里,有个梦去做。

在这乱七八糟的世界上,如果没个梦去做,还让人怎么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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