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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荷都察觉了的事,书院的院长们自然不会没有察觉。
但察觉又如何?幕后之人所做的不过是将事件扩大,让更多的人知道,至于那些“传闻”,反正只是传闻,都是捕风捉影的事儿,谁也说不准真的是百姓们的无聊猜测,还是有心人的恶意传播。
所以院长们只能努力挽回书院颜面,不让书院继续丢脸。
可是,这个愿望似乎很难达成。
之后的几个月里,李恒泰简直像是变身破案狂魔,书院上上下下,上至山长,下至管事,泰半都或多或少地牵扯到各种案子中。前期时李恒泰很注意分寸,抓出来的也都是如崔实常山长这般易引起人义愤,证据又确凿的,而就在他这样的有心规划之下,每抓出一个蛀虫,他的威望便上升一分,不论是在学子中还是在普通百姓中,他成功地塑造出一个嫉恶如仇、断案英明的形象。
因为舆论的态势,院长们有心阻拦李恒泰,但李恒泰这时候抓的都是该抓之人,那些院长知道那些蛀虫们做的事后,许多都直接放弃阻拦。如卜若地,在他看来凡事一码归一码,即便李恒泰这个人有点不对劲,但他如今做的事是对的,对书院也是利大于弊,那么就不应该阻拦他。
况且,他竟从不知道,看似净地的书院居然掩藏着这么多腌臜事儿!虽然书院的名声要顾,但他分得清轻重。
腐肉去除之时固然疼,却总好过任它一直腐烂下去,最终危害整个躯体。
许多山长们都是这样想,因此他们并没有阻拦李恒泰。
况且,即便他们想阻拦,恐怕也是阻拦不了的。
如今李恒泰要查某个人,已经不像最初时那般要面面俱到,非得逮到要查之人的死穴才行,基本上只要有些证据,看上去没什么破绽,百姓,乃至鹤望书院的学生都会相信这个人的确有罪。
这是一种惯性,一种可怕的惯性。
这种惯性是李恒泰用书院那些真正的蛀虫们,给学子以及百姓养成的。
但即便鹤望书院根深叶茂,以致蛀虫有点多,却又哪里经得起李恒泰这么三天一小查两天一大查?
在山长们觉得腐肉去的差不多,是时候要做些事情,好挽回书院声誉的时候,李恒泰却依然没有停止。
原本只是山长及管事们被调查,到了后期,连学子也被列入调查的对象。
人无完人,任何人放在显微镜下看,都会有无数的缺陷与瑕疵。而李恒泰如今做的,便是拿着显微镜,挨个儿地挑着鹤望书院上下人员的错处。
找到了错处,就有无数的手法可以让一个原本无大错的人在有心人的诱导下成为大众眼中的恶人:断章取义、小题大做、移花接木、避重就轻……大众最终看到的就像哈哈镜里的事务,本质或许没变,但表象却早已被扭曲。
有许多人成了“崔实”,成了“常山长”,人们为李大人又揪出了一条蛀虫而拍手叫好,却忽略了这些人与崔常之流的区别。案件审理过程由李恒泰全权包揽,抓人,审理,定罪,整个过程一气呵成,一个又一个书院学子或山长落入牢笼,而这些山长或学子却都有着一个共同点:没有根基,至交甚少,即便犯了事儿也很少会有人会为他们积极奔走。
而襄荷也因如今兰家日渐兴盛,与赵家关系匪浅,她又与周清芷卜落葵等人交好而逃过一劫,不然只凭她女儿身却入了农院这个由头,说不定便会被李恒泰扯上什么大逆不道的罪名。
但襄荷逃得了,其他人却逃不了。
就比如沈知节。
沈知节出身贫寒,真正的半点依靠也没有,再加上他平日为人十分高傲,因此朋友不多。这样的人偏又对待父母不怎么孝顺,可不就成了李恒泰下手的对象?
不孝亦是大罪,但沈知节的作为其实也算不上罪大恶极,也就是啃老外加对待父母颐指气使,这固然可恨,但却也罪不至死。再加上自从那次与襄荷发生冲突,襄荷以不孝为把柄警告了他之后,沈知节已经比以前改了许多,起码在人前都是一副孝子样,又因为还要考父母供养读书,因此私底下也不敢太过分。
襄荷会知道这些,自然是因为那次之后她怕李恒泰阳奉阴违,因此特地悄悄去了沈知节的村子暗中查探。
当时她露出身份,那些村民们没必要骗她,因此襄荷觉得他们说的话还是可信的:沈知节虽不孝,但也没不孝到极点,起码面子上过得去。
但在李恒泰调查后,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却是一个完全不知孝悌为何物的无耻小人。
沈知节的所作所为都被无限夸大,沈父沈母以及沈知节胞妹的处境又被描述地极其可怜,两相对比之后成功地激起普通民众的怒火,痛骂鹤望书院居然也有这样的大不孝之人!
外人不知情,只觉得李恒泰案子办得好,但知道实情的襄荷又怎么会没有察觉。
如今的李恒泰,已经慢慢露出他真正的目的。
帮书院去除腐肉是假,借此打击书院的名声才是真!
那些家世一般,没有靠山,本身有那么点小毛病,又没有什么能量大的好友的人,便成了李恒泰下手的对象。
这样的人对于书院这棵大树来说,就像是生了点小病的叶子,掉几片也伤不了大树的筋骨。
因为没有触到痛处,书院虽然有意阻拦李恒泰下手,却也因为未尽全力,以及李恒泰的强势而失败,眼睁睁地看着李恒泰一次又一次得逞。
就像钝刀子磨肉,李恒泰选取那对躯体无关紧要的肉一点一点地割,让躯体觉得这疼痛还可以承受,因此没有立时做出应激反应。
等到这把刀割了越来越多的肉的时候,躯体终于反应过来,想要反击,但却已经有些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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