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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四）

“费了这么大力气，只为制定一个让众人都不痛快，却都能接受的契约！”张弘范摇摇头，慨然长叹道：“宋瑞所谋过于深远，非我辈轻易能及也！”

此刻，他正坐在自己的军帐中，与儿子张珪一道品评最近发生的天下大事。南方的来的报纸，就摆在父子之间的桌案上。

自从奉旨北返后，张弘范的身体一直不太好。无端虚弱了起来不说，对外界的温度变化也出现了偏差。冷、热的感觉总是和天气相反着。天气温暖时，他忍不住打哆嗦，裹了皮得勒（蒙古皮袍）升起火炉也不顶用。天气寒冷时，他又感到非常燥热，甚至恨不得脱光了到寒风中裸奔。

随军医生们对这个怪病束手无策，只好胡乱开方子。忽必烈前来探望过几次后，却不知听了谁的谗言，以为他是在装病赌气，从此君臣二人之间也存了隔阂。

对此，张弘范感到很无奈，也很失落。特别是弟弟张弘正‘殉国’之后，对于家族的前途，他更加觉得迷茫。

大元朝的气数和活力都要被耗尽了，就像我的身体，有时候，张弘范不觉这样想。也许是因为对时局失望，也许是因为自觉时日无多，他把心思，越来越多地放在对后人的培养上。每天有了闲暇，就与儿子张珪一起，总结在南方的做战得失，预测此刻南北两方的战局发展，以及作为对立双方的最高决策者，忽必烈和文天祥每一步是否做得恰到好处，有没有给敌手可乘之机。

当然，有些话只能在父子之间交流，不能让外人知道。特别是，不能让忽必烈知道。国家兴衰，皇权更替，这些东西在张家祖训中都是过眼烟云。只有家族利益才是永恒的，值得每个人为之去牺牲。

从利益角度，张珪不看好文天祥。指着报纸中的一段描述，他笑着说道：“看这几句，把他说得像个圣人一样。还不是为了更好地架空宋室找个理由，明着干不得了，还非要藏着掖着的。伪君子，这世上，就是这种人最假，最招人烦！”

“文天祥不是圣人，但他也不是小商小贩。他眼中的利益，和你眼中的利益也许不尽相同！”张弘范笑着打断儿子的话。

作为家族权力的继承人，张珪无论从武艺和智谋方面来讲，都是一时之秀。如果大元朝能一统天下，凭借祖孙三代的功劳，张家的辉煌恐怕能和蒙古人的国运一样，代代传递下去。

但生在于文天祥同一时代，注定张珪要成为别人的陪衬。这与大元最后能否征服大宋无关，南方那颗刚刚崛起的星宿太耀眼了，几乎让整个天际为之黯淡。所以，生于这个时代，不知道是张珪的幸与不幸。

张弘范看着儿子眼中的迷茫，笑着提醒，“记得你小时候玩的叼羊么，一帮男孩子争来抢去，为的是什么？”（叼羊，北方民族的马上争夺战利品游戏。有培养战马控制能力和团队协作的作用。）

“当然是为了抢彩头，分最大一块羊肉，当然，本身过程也很刺激！”张珪毫不犹豫地答道。在他十五岁之前，在同龄贵族子弟间玩叼羊，他总是胜出者。那分胜利者的荣耀，还有周围女人们灼热的目光，足以让一个未成年男子热血沸腾。

“是啊，记得当时，每年你赢回的彩头都不小。连皇孙铁木耳都被你赢哭了好几回！”张弘范笑道，目光里充满自豪与慈爱之色。“但要是让你组织叼羊呢，你最注重的是什么！”

“规矩，不让人耍赖，或者仗势欺人！”张珪大声回答。想起与皇孙铁木耳之间的纠葛，至今还觉得有趣。当时只要皇家的人出场，大伙纷纷避让。只有张柔不肯，每次把皇家的人赢得颜面扫地。结果，因此他反而与皇孙铁木耳成了莫逆之交。

“是啊，只要大伙都能玩下去，组织者就有红利分，源源不断。如果没了规矩，或有人总仗着身份压人，大伙就玩不下去了。”张弘范笑着说道，“所以，这就是文天祥的利益所在。他现在是南方各路豪杰的头，最大利益不是自己抢那块肉，而是维护一个规矩，让大伙都能继续玩！”

“噢！”张珪似懂非懂。他年纪不满二十，虽然做过一段时间领军大将，却从来没当过主帅，也没管理过地方政务，还缺乏从全局和发展角度上考虑事情的眼光。

张弘范知道儿子还没成熟到自己预期的地步，心里有点遗憾。身上的感觉也随即发冷，仿佛整个塞外的风都从帐篷缝隙钻了进来。

“要想战胜你的对手，首先就要了解你的对手。而了解他的最佳方式，不是嘲笑他的错误，而是让自己站到他的角度上，看一看同样条件下，你会怎样做。然后，比较一下他所作所为，和你的设想，哪个缺陷更多！”张弘范强忍住心头的寒意，教诲道。

“噢，孩儿想想！”张珪取出火折子，点燃父亲面前的薄铁火炉。这种薄铁皮做的火炉是张弘范的旧部为了给他治病，特地从南方走私来的奢侈品。比铜火盆干净，效果好，点起来也方便，并且有专门的烟囱向帐篷外排烟。

对于福建等地其他方面了解不多，但对其精美的生活用具和犀利的火器，与身边的大多数蒙古贵族一样，张珪一直情有独衷。

“如果我是文天祥，首先，要把所有权力抓在自己之手。不能由着行朝那些官员在我背后瞎搀和，以免在前方打仗，后背上捱刀子！”望着炉子内渐渐发红的白炭，张珪低声说道。

“理由呢？办法呢？你是大宋丞相，有什么权力不受皇帝之命。”张弘范笑着问。张珪能在第一步，想到南宋行朝的最大弱点，说明他对朝政并非一无所知。

“办法？理由？”张珪呆呆地重复父亲的问话，心思完全飞到了遥远的南方。

张珪知道，大宋并非完全是因为军力太弱，才亡于北元。实际上，无止无休的内耗，才是导致大宋灭亡的根本原因。那些被国家高俸养起来的文官，最大的本事不是治国，而是互相拆台。有时为了打击政治对手，甚至不惜牺牲国家利益。这种情况下，一旦遇到对外战争，根本集中不起举国之力。

并且，面对强敌，南宋朝廷中也拿不出一个持之以恒的策略。主战也好，主和也罢，大多数情况下是为了权力斗争，而不是真的为了拒敌于国门之外。主战派得胜了，那些主和的代表人物无论才什么关键位置上，有什么政绩，都要撤职、流放。而主和派一旦在政争中获胜，那些主战的也免不了身败名裂的命运。哪怕他正在前线指挥数十万大军，哪怕他正与外敌血战沙场。所以才有割自家宰相人头向北方谢罪的事情发生，所以才有前线将士孤军奋战，而后方文官却压下告急文书经年不公示，营造太平盛世假象这种荒诞事情的发生。

要与大元争天下，作为宋相，文天祥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掌握朝政在手。把目前残宋已经所剩无几的力量都拧在一起，而不是继续内斗下去。

这需要他做一个名正言顺的权臣，而不是继续像眼前一样，与行朝不清不楚地混下去。目前他虽然凭着破虏军的支持，造成了与行朝分庭抗礼的事实，但这种结构不稳定。至少，张珪认为，以目前的残宋朝局，文天祥不敢派破虏军主力北伐。

一旦破虏军离开南方过远，让福建和两广出现力量空白，那些自认为对朝廷忠心耿耿的人，会打着各种名义迅速填补进来。在很多人眼里，维护朝廷权威，永远比北伐重要。届时，如果宋帝的心思一动摇，破虏军的后援有可能立即被切断。那样，文天祥的路就只剩下两条，要么领兵反叛，杀回福建，将破坏其北进的人全杀掉。要么交出兵权，做下一个岳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