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三二章：心论何道治天下,王道霸道任纵横（1 / 2）

第三三二章：心论何道治天下，王道霸道任纵横

作为汉末诸侯之一的吕布知道，他需要在这个时代，去寻一条属于自己能走的路。

恰逢如今天下大乱，天子微而诸侯强，有如当年春秋战国，也正是王道与霸道之间的对拼。

在普通人的眼中，所谓王道，可以做一种解释，就是老老实实的从实际出发顺应民心的思想作风；而所谓霸道，也可以做一种解释，就是咋咋呼呼的凭主观武断的一意孤行的思想作风。

但在吕布眼中，这王道与霸道却不是如此简单。

说起王道，很多才学之士认为王道就是简单的仁德治国，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王道是战国时期孟子的思想，他认为诸侯通过仁义治国，规范礼仪，最后能够达到“王天下”的目的。在秦始皇之前没人称帝，夏商周三代的天子其实都只称王，只有进入战国时期之后，诸侯国才胆敢逾制称王。所以孟子的“王天下”思想，其实就是认为诸侯通过仁德的手段，就可以君临天下，取周天子而代之。王道思想中最关键的，在于要达成君临天下的目的，仁德只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采取的途径而已。

所以无论是荀彧等人的“尊王室讨伐不臣诸侯”的王道，还是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霸道，其实都是这个思路，最终还是一个天下。

而董昭的政治理想与荀彧，曹操都是不同，并不是说他的主张是以仁德治国，并不主张的“霸道”， 而是说他的主张是要推翻衰微的汉室，建立一个新王朝取而代之。

这也就是董昭身为吕布的部从，却不敢全心全意为其效力，因为他的细想太过惊世骇俗，他居然想要推翻刘家天下。

无论任何一个主子，只怕都容不下这一个胆大包天的部下。

即便吕布真有不臣之心，但在他的脑海中最多不过就是曹操那样的霸道，如何有推翻整个刘氏天下的念头，故而当董昭沉声说出他脑中所想一切后，吕布却是半响也不得言语，而董昭则是伏地，意在求死。

“王道”一词，最早出自孟子的学说。儒家认为：圣人成了君王，其统治即是王道，故也可说成“圣王之道”。王，顾名思义，就是高高在上的意思。“王道”是说君主以仁义治天下，以德政安抚臣民的统治方法，常与“霸道”相对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

而霸道，就是要“上尊天子，下合诸侯，讨伐不臣”，成为天下的诸侯之长。历史上这样做的人，最典型的就是春秋时期的齐桓公、晋文公等五人，史书称呼他们为春秋五霸，管这类的事业称为霸业，而对这种思想也就称呼为“霸道”。

王道和霸道是自从春秋战国以来逐渐形成的诸侯处身乱世的两种思路。自商周时代起，处处可以发现有王道和霸道这两派人物，两派做法。

比如汉代时候就有一位大学者，名叫刘向，博通经术，评论历朝政治得失，有独到见解，兼晓天文地理三教九流之学。汉元帝叫他负责校阅天禄阁藏书，他一边读书，一边著书。在他所著的《新序》《善谋篇》中写道：“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礼义。”他在同卷的另一处又写道：“三代不同道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

刘向是称赞王道，而不赞成霸道的。他把王道看做是由于人情和法律道德相结合的结果。这也有道理。因为《礼记》老早就写道：“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悸，则王道备矣。”

这样说来，所谓王道，实际上就是人们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处理一切问题的时候，按照当时通行的人情和社会道德标准，在不违背当时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前提下，所采取的某种态度和行动。

反之，如果不顾一切，依靠权势，蛮横逞强，颐指气使，巧取豪夺，就是所谓霸道了。

古人的王道和霸道，从本质上说是没有多大区别的。在古代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实行王道和实行霸道，结果可以完全相同；而赞成王道的人和赞成霸道的人，虽然有时分为两派，甚至互相攻击，各不相让，然而，有时是同一种人，甚至是同一个人，忽而提倡王道，忽而又提倡霸道。特别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所谓“纵横家”之流，往往随机应变，朝秦暮楚。他们既能宣扬王道，又能宣扬霸道，完全是以政治投机为目的。

在这一方面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是商鞅。据司马迁写的《史记》《商君列传》所载：“西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孝公既见卫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罢，而孝公怒景监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监以让卫鞅。卫鞅曰：吾说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矣。后五日，复求见鞅，鞅复见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罢，而孝公复让景监。景监亦让鞅。鞅曰：吾语公以王道而未人也。请复见鞅。鞅复见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罢而去。孝公谓景监曰：汝客善，可与语矣。鞅曰：吾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我知之矣。卫鞅复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

同是一个商鞅，他前后四次见到秦孝公，说的话却变化了几个样子。头一次，他敷敷衍衍地说了一通所谓“帝道”，目的是做一下试探，觉得不对头；在第二次谈话的时候，他就改变了腔调，说出了关于所谓“王道”的一些议论，结果仍然不好；在第三次谈话中，他就又改变了腔调，说了一套所谓“霸道”，结果显然比以前两次谈话要好得多，却还不够满意；因此，在第四次见面的时候，商鞅就索性充分发挥他关于实行“霸道”的一大套意见，结果就完全达到目的了。这个例子非常清楚地表明，古人有时不管谈论王道和霸道，或者随便谈论其他什么道，都只是当作进行政治投机的一种方法，简直象闯江湖的骗子一样，信口胡说而已。

至于历来也有一部分人，对于王道和霸道两派之间的斗争，采取所谓不偏不倚的态度，企图找到一条折衷的道路。如汉代韩婴的《韩诗外传》写道：“怀其常道，而挟其变权，乃得为贤。”这便是想在王道和霸道之间，寻找折衷的“常道”，加上某些权宜变通的方法，并且自夸为“贤”人政治。其实，这种折衷的道路也只能用以自欺欺人，因为它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啊！